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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44]有学者曾对《民族高等教育法》的立法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参见胡建川：中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法》立法初探，载《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2008年第9期。
(三)公力救济 在经济发展的条件下，社会法治国建设必须以制度为先盾，故受教育权充分实现的首要条件是立法机关应完善相关立法。因而，看似是项权利的逐步实现，其实质则是确立了一种尽可能迅速且有效地争取目标实现的义务。
2008年春季开学起，所有农村的义务教育生可免费获得教科书，贫困生的寄宿生活费补助标准也得到了一定的提高。虽然这些给付义务表面看上去是视受教育阶段的不同而不同，但深入剖析则会发现，其不同都是由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在时空上的差异。它是一种可即刻履行而不受资源的匮乏程度限制的义务，而一般义务则是国家可以采取渐进措施努力充分实现的义务{3}72。那么，在国家义务层级化结构理论的支撑下，受教育权的国家给付义务体系的大体框架又如何呢？ 一、国家义务的层级化结构理论 理论界对具体权利所对应的国家义务的层级化构成的各类观点，来源于对国际国内人权标准的探究。而再结合《立法法》的规定可知，我国合宪性与合法性的审查权存在这样自上而下的分工：首先，全国人大负责改变或撤销其常委会作出或制定的不适当的决定与法律、批准的违宪或违法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2]这对概念也是国际人权公约的产物，其中最低限度的核心义务的履行，是为了确保至少使每种权利的实现达到一个最基本的水平。他说：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功能。[18]王敬波：阳光下的阴影：美国信息公开例外条款的司法实践，《比较法研究》2013年第5期。
王贵松《调整规划冲突的行政法理》集中探讨了行政规划之间冲突的解决之道，提出在调整上位规划与下位规划之间的垂直冲突时，应遵循整合原则和逆流原则。[30]姜明安：扩大受案范围是行政诉讼法修改的重头戏，《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章志远的《私人参与执行警察任务的行政法规制》一文指出，在我国，私人可以被授权者、被委托者、行政助手以及私法主体的身份参与执行警察任务，需要针对这四种不同身份完善行政组织法制。但要拓阔论域、加强对现实的回应性，无疑需要研究者建立起更为全面的知识结构。
方世荣：论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局限性及其改进，《行政法学研究》2012年第2期。胡敏洁《给付行政范畴的中国生成》一文回顾了中国的给付行政发展史，指出给付行政概念所指的事实，在历史上曾由其他词语来指称，给付行政概念进入中国之后，其意义也受到社会情境的影响而发生演变。
[9] 提出真正重要的、关键性的问题，就已经向理论突破迈出了重要一步。[33]⑦规范性文件的审查。下文对监控者和管理者两个术语的使用，如无特别注明，皆与沈岿的使用方式保持一致。[43]关保英的《行政法案例的范畴及价值研究》一文则区分行政法案例和行政判例(即司法机关在行政审判中形成的行政法案例)，认为我国行政法案例极少数存在于行政判例中，绝大多数存在于行政法治的其他环节。
作者试图由此提炼司法审查突破受案范围的规范要件。如郑春燕的《隐匿司法审查下的行政裁量观及其修正》一文同样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的相关案例，探讨法院如何基于裁量二元论，通过将与裁量有关的争议置于事实或法律问题的范畴，借助滥用职权标准和行政处罚显失公正之外的其他审查标准实现了对行政裁量的审查。行政机关自己发布行政指导性案例，在很大程度上也具有行政自制的意义。胡敏洁的《行政指导性案例的实践困境与路径选择》一文对我国行政指导性案例的实践状况作出初步梳理，建议加强遴选主体的多元化、强化理由说明并逐步公开指导性案例，同时也应赋予行政指导性案例相应的拘束力。
江利红《以行政过程为中心重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以及《论行政法实施过程的全面动态考察》[5]主张借鉴日本行政法学上的行政过程论，对行政法理论体系进行重构。在判例中呈现的是法律的实际运行状态，而基于这种实际运行状态所发展出来的法教义学和解释学，或许更具有实践的品性，那些在司法审查中被证明是冗余的概念和分类，也就可能下沉到水底，留下的是更能解决问题的内容。
[39]这一研究从司法实践中提炼法律解释技艺，颇具有典型性。而吴元元则引入信息经济学的视角，更为具体地提出声誉罚往往比罚款能更有效地促使企业放弃潜在的违法行为，是一种俭省的规制手段。
[23]程琥：高校信息公开行政诉讼若干问题研究，《行政法学研究》2013年第2期。[12]较为明显的一个趋势是，越来越多的论文在比较具体的行政规制(如食品安全)或者是在行政自制的实践中，提出优化行政组织的建议，而这些研究通常也体现了新行政法重视行政的合目的性的特点。创新点主要集中在风险规制和行政自制上，在行政决策、合作治理等问题上亦有推进。[14]王林芳：地方性法规设定行政许可的权限范围，《公法研究》2013年第1期。2012-2013年间对行政合同的研究有所降温，所发表的论文主要是从公私合作治理以及行政诉讼的视野展开。这就需要加强行政诉讼制度的整体关联性，而作为制度建构基础的行政诉讼学理，需要相应强调周密的逻辑性，提升体系的完整性。
[6]江利红：以行政过程为中心重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法学》2012年第3期。[38]郑春燕，见前注〔33〕。
二、传统行政法研究的进展 行政法传统理论框架以行政行为—司法审查为主轴，包括行政法基本原则、组织法、行政行为(行政立法、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信息公开、行政契约等)法、行政监督和救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中的行政赔偿)法等一系列内容。[8]高秦伟：行政过程中的政策形成——一种方法论上的追问，《当代法学》2012年第5期。
在2012—2013年间，最有成果的部门行政法研究是在食品安全领域，由于大部分内容在风险规制部分已作回顾，在此不再重复，仅补充推荐一篇值得关注的文章：宋华琳的《中国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法律制度研究》。在2012—2013年间，一些学者从比较行政法研究出发，呼吁以域外的体系化建构经验为参照，增强中国行政法制度和理论体系的整体性。
作者尽其可能搜索与内部行政程序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司法案例，勾勒出中国内部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图景，揭示了内部行政程序对于行政行为理性化和正当化的意义，强调内部行政程序应当成为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提出未来的《行政程序法》应当走内外程序并举的道路，对中国的实践做出更加全面的总结和更有针对性的回应。声誉罚的要义在于信息高效流动，而现代食品行业与公众之间的信息鸿沟使得消费者很难自发形成强有力的声誉机制，因此规制机关应当以食品安全信用档案为中心，建立全程整合信息生产—分级—披露—传播—反馈的法律制度系统，确保企业违法信息迅速进入公众的认知结构，为消费者及时启动声誉罚奠定基础。该文着重介绍的日本行政法政策学即以行政过程论为基本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沟通传统的政策思维和法律思维，探究公共政策转化为法律制度的基本原理和路径设计问题。[21]王军：美国私主体承担信息公开义务的司法判定，姜明安主编：《行政法论丛》(第15卷)，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页100。
[52] 以上研究大多立足于管理者视角，对风险规制的行政过程进行思考，重视管理者对于规制工具的选择，以及对于行政组织的最优化安排，规制手段中包含了许多传统上被视为内部行政行为的内容(如信息沟通)，因其与规制效果的关联，获得了重要的地位。[52]杨小敏：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模式之改革，《浙江学刊》2012年第2期。
中国行政法制度和理论的发展，本身是在缺乏本土体系的前提下渐进探索的结果，甚至对国外理论的引进也长期呈现出碎片式的特征，尽管最终形成了一个以传统大陆法为骨架，兼容英美法因素的一个混合体，但其内部还有许多关系未能理顺。在同位规划之间发生水平冲突时，则应在法定空间内按照协商原则予以调整。
四、部门行政法研究 部门行政法对应的是行政法分论，但并不能被视为行政法总论在相关领域中的机械适用。此外，从前述体系焦虑出发，行政法总论与分论之间的关系，也是体系化过程中绕不开的问题，呼唤着富有建设性的重述。
在湛中乐、高俊杰的《作为过程的行政决策及其正当性逻辑》一文中，作者强调现代行政决策过程的正当性，有赖于建立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和依法决策的有机结合。[10]②沈岿《风险预防原则与食品添加剂准入裁量——以面粉增白剂去留之争为例》一文探讨风险预防原则如何在我国《食品安全法》中落地，[11]克服了一般的比较行政法研究所带来的相关行政法原则是否能在中国的实证法体系中获得支持和印证的不确定性。郑春燕通过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发布的若干案例，发现若干立法层面的缺陷在司法实践中获得克服的例子，并从中总结相应的法律解释方法。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形成如下初步结论： 第一，中国行政法制度和理论体系性不足的问题正在进一步凸显，并引起学者的积极回应。
我们的梳理不求面面倶到，而是根据期刊论文的数量和理论贡献，对不同的论题作出不同的详略处理，凸显出最具启发性的研究。但一如既往，从宏观视角探讨行政组织法的论文非常少。
在此基础之上，法政策学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关注，这一进路关注法与政策之间的动态关系，强调以法律思维为基础，在不断批判和反思政策思维的基础上实现法学与公共政策学的有机整合。[57] 何海波的长文《内部行政程序的法律规制》是一篇关于行政自我规制的重要文章。
风险规制中的信息工具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11]沈岿：风险预防原则与食品添加剂准入裁量——以面粉增白剂去留之争为例，《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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